莫言小说《蛙》中的历史错误　　莫言先生：　　请原谅一个陌生人冒昧地给你写信。　　我从未给名人写过信，这是第一次，也许是唯一的一次。我不想无缘无故地打扰别人，尤其是名人，更不会有任何不良企图和妄想，我不会无风起浪，更不会无中生有，比如，当你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，那种无事生非的人，有鼻子有眼地说你给高价香烟做代言人。而我确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一个做人做事都比较认真的人。　　写此信的动机，源自拜读了你的大作《蛙》——发现书中有错，才突发其想的。　　先生，你的《蛙》我仔细认真地读过了，不愧是一部魔幻与现实交融，一部历史与当下结合的代表作。　　四十几年前，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状况和人们艰难生活的情景，在你扑实的笔下，活灵活现，跌宕起伏地呈现出来，幽默的语言，睿智的想象，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让我叹服不已。只不过叹服之余，我居然发现《蛙》中有极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情节，当时的心情就像正在品尝一顿美餐时，忽然感到嘴里有几颗沙子，非要吐出来才觉得舒服。　　先生，我知道，小说是允许，也完全可以胡编乱造的，文雅说法，叫作“虚构和合理想象”。可是我认为，小说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尽可以胡编，但小说中的历史年代、历史事件决不可以乱造，即便是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取经，历史上发生在唐太宗时期，却不能，也不可以由作者任意将其转换到唐玄宗的朝代。　　小说《蛙》的前半部，主要围绕北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这条主线展开的，而且，不少情节大多是放在“文革”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，其中就有雄赳赳，气昂昂的红卫兵一边拆庙，一边高喊“文化大革命好，送子娘娘下河洗澡！”并且，出现了以极为粗暴方式（即使是怀了七、八个月的孩子也要拉出来）和强制手段（拔人家的树，拆人家的房）来逼迫农民执行计划生育工作所产生的种种悲惨事件。然而，先生，你这是将特殊环境来了个“偷梁换柱”和“移花接木”，但是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。　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国策，应该说，真正全面实施“一胎化”是自从1982年才开始的。1976年（“文革”结束）以前，我国政府只是提倡计划生育，推行计划生育，至于只准生几个孩子没有作出硬性规定。　　为了说明我的观点，现举实例说明。　　我有两个女儿，大的1971年出生，小的生于1975年，当时的口号：“三个太多，一个太少，两个正好。”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，听政府的话，只生了两个。而我邻居——一个建筑工人家里却有五个娃儿，大妹、二妹、三妹、四妹，最末生了一个“带把的”五娃子，和我的小女同年。当时政府、街道没有管，自然也未罚款。其原因，众所周知。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广大革命群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史无前例地投入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路线斗争中，斗争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