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杜牧的《江南春》　　《江南春》是晚唐诗人杜牧的名作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这看似简简单单而又明明白白的一首七言绝句，反复诵读，仔细研究，我觉得无论是选景构图，还是布局构思，甚至立意抒情，它都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。　　杜牧，字牧之，号樊川，京兆万年人。说得明白些，他的老家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，其曾祖杜希望是边塞名将，祖父杜佑曾做过宰相。杜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北方人。有人评价他“门第既高，神颖复隽，感慨时事，条画率中机宜，居然具宰相作略。”　　在我国诗坛上，杜牧与李商隐齐名，并称为“小李杜”。老杜杜甫，人称“诗圣”，其作品被誉为“诗史”，可谓我国诗歌鼎盛时期的“巨星”。小杜杜牧，虽然出世没有杜甫早，名声也没有杜甫的大，但一提起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等脍炙人口的诗句，那可真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　　杜牧在他还是一个太学生时，便以一篇《阿房宫赋》名震京城。“秦爱纷奢，人亦念其家。奈何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？”唐文宗李昂大和二年，时年二十六岁的杜牧中了进士，授弘文馆校书郎。后来他赴江西观察使，转淮南节度使，入宣徽观察使，一直担任幕僚。再后来又回到了长安，做了左补阙、史馆修撰和膳部员外郎等。十多年的幕府生涯和宫廷生活的经历，一方面使得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，内心深处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；另一方面仕途的局促又让才情万种、个性张扬的他又显得落魄而不得志。直到唐武宗李炎会昌二年，年届不惑的杜牧被外放黄州，做了刺史，从此来到江南。后来又改任为池州和睦州刺史。　　远离了宦官专权、党争不断的政治漩涡，熟读史书而又看透时局的杜牧，无法力挽狂澜，扶大厦于将倾，只好无奈地将一腔悲愤和火热的激情交给了歌楼酒肆。正如诗人自己所说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江南，山清水秀，稻香鱼肥；茶叶瓷器，丝绸美女。这温柔富贵之乡，本来就是养人的地方，很快便成了诗人的精神疗养所。行走于千里江南，莫不是一种高雅的享受？饮酒于楼台亭阁，自然是一种美差和乐事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“醉了由他”。一代诗人，满腹的经纶与才学，在江南这片富饶而美丽的大地上，都化作了无尽的才情和春意。　　“人人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”无论是经商还是为宦，无论是做工还是种田，人生在世，“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”。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，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，又有谁不是一个“游人”呢？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这是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发出的感叹。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”江南的春天如此美好，真是令人陶醉啊！　　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原人，按照惯常的说法，应该属于北方人。偶尔有幸到江南走一走，却也看不出什么门道、品不出什么滋味来。只觉得江南的天润朗些，风柔和一些；而我们这里的春天干燥得很，刮起风来，总是带些沙。说句心里话，我对江南春天的喜爱，很大程度上是读了杜牧的《江南春》一诗。从前，我曾把“江南春”作为我的笔名；如今，“江南春”又成了我的网名。记得早年初读此诗，根本不知道“郭”是什么意思，光知道庙多，楼台多得连诗人自己也难弄清究竟有多少。后来懂得了“郭”是外城，庙宇与佛教有关，可又不知道作者为何写“风”却单单以“酒旗”来表现，写江南的春天说寺庙楼台干什么？再后来教学这首诗，我看到一些参考资料上说，在中国历史上南朝很多皇帝崇尚空谈，轻信虚无，以佞佛误国，结合杜牧所处的时代背景，佛教盛行，皇帝沉迷。杜牧是反对佛教的，诗中写这些具有“讽刺”之意。　　关于诗中的描写，我曾经在一则材料上看到，明代杨慎在他的《升庵诗话》中说：“千里莺啼，谁人听得？千里绿映红，谁人见得？若作十里，则莺啼绿红之景，村郭、楼台、僧寺、酒旗，皆在其中矣。”对此，清代文学家何文焕在《历代诗话考索》中反驳道：“即作十里，亦未必尽听得着，看得见。题云《江南春》，江南方广千里，千里之中，莺啼而绿映焉，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，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。此诗之意既广，不得专指一处，故总而命曰《江南春》